盎格鲁林镇坐落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区交接的地方。从小镇开车出发，跨过那座大铁桥，约一小时，便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会纽约。
李宗仁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逃离南宁后，专机直飞香港。 十二月五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十二月七日，李宗仁到达纽约后，即入长老会医院检查身体。 十二月十九日，进行胃溃疡手术，手术过程顺利。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李宗仁治愈出院。
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已经在广西全军覆灭。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复职，台湾的国民党监察院则提出了弹劾李代总统案。环顾中国，大陆他回不得，台湾他去不得，香港又非他立足之地。他只得和夫人郭德洁乘车在纽约附近寻觅一个栖身之地。终于，盎格鲁林镇以其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经历了狂风巨浪生活后的李宗仁夫妇的避风港湾。他们以六万多美元，买下了坐落在盎格鲁林镇中心的一座砖砌的两层花园洋楼。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李宗仁在这里住了十六个年头。他虽然成了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管辖下的一名永久性移民，但他却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李宗仁整天差不多都待在他的花园中，给他的花木浇水。隔壁的住家是一位高大健壮的美国邻居，叫贝拉夫人。此时，贝拉夫人正抱着她的宠物——一只雪白的小狗，站在爬满藤蔓的篱笆前跟李宗仁打招呼：“李先生，您的花种得真好！”李宗仁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好，好，谢谢您夫人！”
李宗仁夫妇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
小镇仍是那么宁静，花园中仍是那么宁静，就连从大西洋上刮过来的风，也静得出奇，它轻轻地从那掩映的花木枝头上飘过，便了无声息地消失了。
可是，此刻在李宗仁的心中，却像台风掠过海面一般，正掀起层层巨大的波澜。明天，他便要悄悄地告别他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的这座小洋楼，飞往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与专程前来接他的程思远会面，然后飞回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关于他回归祖国的事，只有他的夫人郭德洁和幼子李志圣，他的挚友——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三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摸索了十几年，冥思苦想了十几年。开始，他曾幻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海外搞“第三势力”。一九五〇年，李宗仁在吴尚鹰的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亲自去旧金山活动。可是不久，他就发现，在海外搞什么政治活动，既无活动基地，也没有群众基础，毫无作为，遂死了这个心愿。
一九五五年四月，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阐明大陆对台湾的政治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了周总理的声明，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他认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为此，他连忙写信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请程与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总统”，李宗仁从此失去了“代总统”的资格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简称《建议》）。他在《建议》中力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之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
至于台湾，李宗仁指出，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能改变作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这些年来，并无任何改革，独裁专制，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当然中国今日还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种形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国具有充分条件并且不愿这种分裂局面继续存在时，那么台湾问题就将急转直下。所以台湾问题，只有政治解决最为有利。政治解决台湾问题，不外以下三种方式：（一）联合国暂时托管；（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三）维持现状。第一和第二种方式，不论对国共双方，还是任何爱国的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台湾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隋唐以后，祖国大陆人民同台湾关系更为密切。十七世纪明天启年间，荷兰人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一八九五年改行省。清末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本侵占五十年。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接受，则维持现状，势所难免。但是，现状不能长此维持下去，只要台湾尚未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就尚未完成，就不会永远无所举动。
李宗仁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第二条，美国应发表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
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恨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安排。
李宗仁说：“我以过去亲身参与中国政治的体验，观察今日的世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我惟愿中国富强，世界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在《建议》最后说：“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六十七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他的这一转变，立刻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第二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程思远，他对程思远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当程思远把这情况函告李宗仁时，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程思远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三上北京，除参观祖国大好河山之外，便是向周恩来汇报李宗仁思想变化的情况。这期间，李宗仁思乡心切，一九六〇年秋，他请夫人郭德洁专程到香港秘密与程思远夫妇会面，以便具体安排他的欧洲之行。此行，李宗仁准备以探亲的名义，在欧洲的瑞士与程思远见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便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简称《探讨》）。李宗仁在《探讨》一文中指出：“美国朝野为憎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分，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这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事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李宗仁指出：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进行谈判？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是他晚年政治上的一大转变。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的发表，则是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的又一飞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尔伯博士曾对记者说：“我因为李宗仁先生写回忆录，而采访他多次，同李宗仁先生认识已有八年的历史。他在中印边界事件中，采取支持中共的立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国人之故。”
李宗仁先生是位正直的中国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
一九六三年夏天，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的《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七月十四日，《欧洲周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奥古斯托·玛赛丽写的名为《李宗仁先生访问记》一文。李宗仁在与这位女记者的谈话中，毫不掩饰他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国家呢？”
一个失败者能为他的对手的胜利而感到自豪，能为他们治理国家的巨大政绩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李宗仁在苏黎世以探亲休养为名，与秘密前来的程思远会面。这是自一九四九年底他们在香港别后的首次重逢。时间整整过去了十四年。程思远见李宗仁的头变秃了，双鬓也白了，但精神矍铄，他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宗仁拉着他的手，到一家咖啡馆，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况。
李宗仁说话有些激动，他说：“思远呀，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国家，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1963年12月下旬，李宗仁与程思远在瑞士苏黎世河畔秘商回国
程思远说：“德公，这次我来，周恩来总理要我带给你几句话。周总理说：‘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把这四点意见，归纳为‘四可’。”
李宗仁听完后，激动地说：“你告诉周总理，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建交。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纽约的《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当局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仿戴高乐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李宗仁此举，遭到海外一些反共顽固分子的抨击。他们在报上撰文指责李宗仁“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向‘红朝’屈膝”等等。李宗仁把那些报纸一扔，冷笑道：“可怜的秋虫，你们还能鸣噪几时！”几天后，在台北闲居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白崇禧给李宗仁打了一份电报，李宗仁感到有些诧异。电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
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步学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有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看了白崇禧的电报，不仅不恼怒，反而摇头长叹一声：“可怜的‘小诸葛’，你连半点事后诸葛亮的自由都没有啊！”
又过了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李宗仁回国已是水到渠成。他决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离美飞欧，踏上回国的第一程。
明天就要离开美国了，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将一去不返。他戎马一生，征战有年，多少次出生入死。他不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也不怕蒋介石特务的手段，孔子云：“朝闻道，夕死足矣。”他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到了晚年，他才看清了自己的道路，为了抓住这有限的光阴，他有着凤凰涅槃般的勇气！
李宗仁在花坛前沉思良久，夫人郭德洁从屋里走出来，拉他进屋，悄悄地说：“刚才哥伦比亚大学威尔伯博士来电话，说他们给你整理的回忆录即将完稿，按协议，你有三十万美元的版税……”
李宗仁把手一摆，断然说道：“现在不要说这些事了，连这幢房子也低价把它处理掉。明天我走后，你务必尽快赶到苏黎世与我碰头。”
郭德洁深沉地点了点头。
六月十二日，李宗仁飞往欧洲。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从纽约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拍发了一封密电：“货已启运。”程思远得悉李宗仁已经启程的消息，他忙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及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向程思远传达了周总理出国访问临行前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做的具体指示。程思远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赶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面，具体安排李宗仁回国的事宜。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进早餐。餐桌上，摆着稀饭和咸菜，还有一小盘他家乡出产的腌竹笋。一名口音清楚的侍从副官正在为他读着当天“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
蒋介石已经明显地衰老了，稀疏的鬓发已经银白，脸上颧骨突出，两腮有些干瘪，只有那双混浊的眼睛，仍像当年那样，透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严。他退到台湾这十几年，虽然党政军都成了清一色的，再未有什么派系敢于和他对抗，但是他日子并未过得舒心。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经营着一个小朝廷，而海峡那边这十几年来却蒸蒸日上，他内心不免感到孤独和惶恐。
一九五六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并将此呼吁通过香港由章士钊先生传送到台湾。这时大陆正在倡导向科学进军，努力于国家的振兴大业，到处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日本政府见大陆国力增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这些，都给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蒋介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由章士钊传来的中共中央的呼吁。他当然记得很清楚，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了两次合作，从那两次合作中，无论是国民党或蒋介石本人，都得了很大的好处，也给多灾多难的国家创造了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当然，随着每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给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蒋介石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又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了呢？蒋介石整整考虑了一年。
一九五七年春天，他决定派人到北京（他仍称北平）接洽，试探虚实。为此，他在台北召见了在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发，要许孝发为他寻觅合适之人选。许推荐了三个人：童冠贤、陈克文、宋宜山。三人中，只有童冠贤拒绝前往。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希濂的胞兄宋宜山。宋宜山遂于同年四月由香港进入大陆，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就在东兴楼饭庄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随后，宋宜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商谈。中共方面提出台湾自治，中共不派人去，仍由蒋介石管辖台湾，国民党则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则必须完全从台湾海峡撤走。宋宜山对中共所提方案，十分赞同。他回到大陆，所见所闻，皆受鼓舞。宋宜山带着中共的方案，到香港后即以报告书的形式向蒋介石汇报。没想到他在报告书中实事求是地赞扬了中共这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竟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取消宋宜山回台的资格，从此宋宜山只得长住香港，在那里安度晚年。随后，大陆反右派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对中共所提方案，也就没下文了。
正当蒋介石裹足不前的时候，李宗仁却勇敢地扬起风帆，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驶向中国大陆，迈出了他人生伟大的一步。
蒋介石一边进早餐，一边听着那位口齿伶俐的副官读着“中央社”的《参考消息》。
“李宗仁夫妇离美飞抵欧洲，日前抵达苏黎世。据知情人士称，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同行的李夫人，曾因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据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
蒋介石仿佛嚼到了一粒砂石，倏地皱起了眉头。侍从副官又朗读一条美联社发自日内瓦的电讯：“中国前代总统李宗仁抵达苏黎世后，香港报章纷纷推测李氏有可能前往北京，而此间台湾官员则对此表示怀疑……”
侍从副官的朗读被一阵匆匆的脚步声打断，来者乃是主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蒋经国。
蒋介石慢慢地放下了筷子，侍从副官的朗读声也戛然而止。
蒋经国忧心忡忡地说：“父亲，我们刚收到来自欧洲的报告，李宗仁与其妻郭德洁已变卖他们在美国的房产，飞往瑞士苏黎世，似有潜奔‘匪区’投共的迹象。”
蒋介石用餐巾揩了揩嘴，那苍老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冷笑：“我知道，此人迟早是要背叛‘党国’的！”
蒋经国：“我们绝不能让李宗仁的阴谋得逞！”
蒋介石沉思片刻后说：“不要打草惊蛇，你马上叫白崇禧来见我。”
蒋经国：“是。”
白崇禧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士林官邸蒋介石的会客厅。白崇禧也明显地衰老了，但他的衰老却不同于蒋介石的衰老。蒋介石的衰老，是一个精明的大公司的大老板，日夜为他的公司的生存而费尽了一生心血的衰老，是一种为权力的沉重负荷所消耗的衰老，这种衰老，除躯壳的老化外，内心的权力欲望和地位的显赫，是永远不会衰老的。而白崇禧则恰恰相反，他从躯壳到内心，都全衰老了。就像一只猛虎被人关在笼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囚笼的桎梏，昔日一身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他一到台湾，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除了挂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衔外，什么职务都没有了。白崇禧是个闲不住的人，他那超人的智慧和对权位的追求，是他生命的动力。而今，那超人的智慧还活在他的脑海里，而权位却早已与他无缘，他的痛苦和悔恨，是常人所无法体察的。开始，他经常召集一些在台的旧部乡党，到台北松江路他的寓所，商讨有关广西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军事问题。他的智慧又开始从他那脑海里跳出来，他对太平天国北伐和西征失败的精辟论述，每每令旧部和乡党们扼腕叹息。他们每周一次聚会，畅谈天下兴亡之事。可是，不久白崇禧就发现，旧部和乡党们一个个都不来了。他推窗发现，在他寓所对面的路口，不知何时增加了一个香烟铺子，几个卖烟的伙计，鹰隼一般的眼睛直盯着他的大门。
白崇禧不寒而栗！既然不准谈“乡事”，那么下棋消遣总可以吧。于是，他又邀请一二知己，到寓所下棋消磨时光。他那超人的智慧，神出鬼没的用兵之法，常常杀得高超的棋手败走麦城。白崇禧终于在棋盘上找到了他生命的动力。可是，不久白崇禧又发现，连这一二知己都不上门与他对弈了。他发火了，打电话责问他们，他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大胆点的说了一句：“健公，非不为也，势不能也！”白崇禧待在家中闷得慌，于是，他决定到山里去打猎，以消磨这漫长的时光。他的嗜好除了下棋便是打猎了，那支德国造的精良猎枪还是他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呢。他准备一番，便带着两名一直跟着他的老副官进山去了。山里的林区管理所有一列装运木材的窄轨小火车，逶迤向深山驶去。可是刚走出半个小时，他的一名副官突然“哎呀”大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拉开车门，抱着他从小火车的窄门倏地滚下车去，白崇禧被摔蒙了。他刚爬起来，只见那小火车发疯一般直往前冲去，前面是一段悬崖陡坡，钢轨被拆去了约五十米。眨眼间，那发疯的小火车脱轨而去，一头撞下了悬崖。那名来不及跳车的副官，瞬间跟着小火车在悬崖下粉身碎骨。白崇禧一双腿颤抖了好久，要不是那名反应敏捷、处事果断的副官搀扶着他，他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的！
白崇禧在台湾下围棋消磨时光
没有人来谈话，没有人来下棋，又不能进山打猎，白崇禧便只能待在家中打发着漫长的时光。那双曾经闪烁着睿智火花的目光，发呆地盯着阶下慢慢移动的日影，竟变得有些呆滞了。
白崇禧的邻居是朱怀冰，其堂弟朱鼎卿原任华中“剿总”汉口第九补给区司令。民国三十八年二月，白崇禧保荐朱鼎卿为湖北省主席。朱鼎卿是个职业军人，没有管理地方行政的经验，便一切仰仗堂兄朱怀冰出主意。朱怀冰为了逢迎白崇禧，便常往华中“剿总”拜访，聆听白崇禧的教诲，表示仰慕之情，与之关系十分密切。到了台湾后，朱、白两家是邻居，经常碰头见面。每次，总是白崇禧主动打招呼，而朱怀冰却异常冷淡地敷衍一下。白崇禧生活寂寞，有时想找朱怀冰聊聊天，而朱总是故意躲开。有一年正月初一，朱怀冰正和家人在家中打牌。门铃响后，管家开门见是白崇禧来拜年，赶紧去向朱怀冰报告。朱怀冰一边往里走，一边斥责管家：“多管闲事，你就说我不在家嘛！”这时，白崇禧已经进了厅里，他不但看见了朱怀冰往里走的背影，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朱怀冰斥责管家的话。白崇禧尴尬得只好和那管家搭讪几句就走了，从此白、朱两家不再往来。
一天，白崇禧正在家中读书解闷。忽然闯进一批军警，不问青红皂白，便四处搜查。军警翻箱倒柜，连地板都撬开搜查过。白崇禧气得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有恃无恐地说：“这并非我的意思，你打电话问‘总统’好了！”白崇禧的电话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却冷冷地说：“知道此事，不仅对你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白崇禧知道，除他和薛岳家外，并没有“人人这样来一次”。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当大会表决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时，众多“国大代表”只是举一只手表示赞成，而白崇禧却与众不同，他高高举起两只手，举手的时间似乎也比别的“国大”代表长。
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五九年，这一年，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赫曼给台北发来一份高贵的请柬，邀请白崇禧以中国回教理事长的名义前往吉隆坡，参加该国的开国大典。这份请柬，自然是先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这才想起，白崇禧还一直当着在大陆时代就已当了的中国回教理事长，如果不放白崇禧去吉隆坡出席马来西亚的开国大典，将会影响台湾地区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如果把白崇禧放出去，恐怕是放虎归山，一去不返。李宗仁在美国经常给他找麻烦，已够他气恼的了，假如再放一个白崇禧去，李、白两个人一旦又搞在一起，那麻烦岂不更大？历史的教训殷鉴不远，蒋介石绝不能放虎归山！于是，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改选了中国回教理事会，把白崇禧的理事长给拿掉了。这样，白崇禧便出国无名，自然也就无法离开台湾半步了。
正当白崇禧在打发着他一生中漫长无聊时光的时候，李宗仁的思想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他出于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立场，在美国经常发表一些抨击台湾蒋介石政权，赞扬中共在大陆上的进步和成就的言论，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蒋介石对李宗仁鞭长莫及。每当这时候，他便拿白崇禧来出气，要白致电李宗仁，责骂李宗仁一番，虽然毫无作用，但也收到了以桂系之矛攻桂系之盾的作用。
这次奉召谒见，白崇禧自然又想到李宗仁的事了，因为除此之外，蒋介石是绝不会召见他的！
蒋介石在客厅的沙发上正襟危坐，一脸霜色，那双眼睛严厉得怕人。白崇禧心里不由一阵战栗
。他不敢看蒋介石那双眼睛。
“崇禧奉召谒见‘总统’。”白崇禧站在蒋介石面前，垂首恭立。
蒋介石既不说话，又不示意白崇禧坐下，只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对方。
白崇禧感觉到有两把无形的利刃在他身上乱戳，他内心不住地战栗着。
“李德邻夫妇，已变卖了他们在美国的房产，一同到欧洲去了，这个，这个，你知道吗？”
“崇禧对此毫无所闻。”白崇禧仍不敢看蒋介石。
“嗯，这个，这个，你看，李德邻欧洲之行，是不是潜奔‘匪区’卖身投共的第一步？”蒋介石又问道。
“不……不知道。”白崇禧惶恐地摇着头。
想当年，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对蒋介石的垂询问计，白崇禧对答如流，侃侃而谈，奇谋频出，蒋问一事，白对上、中、下三策，每每使战局转危为安。如今，面对蒋介石的询问，白崇禧竟木讷无以为对。当年那个智商超群、处变不惊的“小诸葛”似乎早已死去，只留下一身还会活动的躯壳！
“健生兄和李德邻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这个，这个，你应该劝一劝他，保持晚节，不要背叛‘党国’！”蒋介石冷冷地说。
“是。”白崇禧点头答道。
“嗯，你就在我这里，给李德邻起草个电报。”蒋介石指着案几上早已备好的笔和电报稿纸，那情形，仿佛是要案犯招供画押似的。
“是。”白崇禧又点一下头，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那案几，准备“招供画押”。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苏黎世弗雷加登机场。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客机即将起飞，是一趟由苏黎世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往香港的航班。在机场的入口处，匆匆走过来两男一女三位中国人，两位男士穿着青色的西装，女士穿着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两位男士便是李宗仁和程思远，女士是郭德洁。他们刚刚登上客机，便听到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飞机起飞了。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驻日内瓦的两名具有特殊身份的工作人员，手持白崇禧的电报，匆匆赶到苏黎世，到中国饭店寻找李宗仁夫妇。正好那家饭店的老板、郭德洁的表弟开车刚从机场返回，他是送李宗仁他们三人上飞机的，一回到饭店便碰上了那两位不速之客，他心里暗暗惊叫：“好险，晚半小时就糟了！”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经国进门报告：“父亲，白崇禧的电报没有送到李宗仁手上，我们的人赶到苏黎世时，他们已上飞机，现在已飞过日内瓦，下一站将到希腊首都雅典，然后经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再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最后到达香港。”
“无能！”蒋介石发火了，“连封电报都送不出去！”
蒋经国垂下头，然后又说：“看来，李宗仁‘投匪’的迹象已很明显，他很可能要在卡拉奇或者香港这两个地方与中共要员接头。我们准备在这两处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说：“你马上要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他们这些桂系残余，立刻给李宗仁打电报，向他晓以大义，悬崖勒马，只要他不投‘共匪’，便什么条件都好商量。”
蒋经国迟疑地：“李宗仁正在飞机上，这些电报发到哪里去？”
蒋介石又有些恼火了：“就发到李宗仁坐的那趟飞机上去！”
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国际机场。七月十三日，凌晨两点，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乘坐的瑞士航班在机场徐徐降落。他们收拾行李，准备在这里下机，而他们的机票本来是购买到香港的。瑞航的空中小姐用诧异的目光望着他们，但还是很有礼貌地为他们打开了机舱的门。机舱门打开后，那空中小姐不由大吃一惊。原来，站在舷梯顶端的竟是一名全副武装、身材魁梧的巴基斯坦警官，紧靠舷梯下边，停着一辆红灯闪烁的装甲警车。
巴基斯坦警官很有礼貌地向空中小姐敬了个礼，说明奉命执行任务，然后走进机舱，用英语询问：“请问，哪位是从苏黎世来的程先生？”
程思远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他陪同李宗仁夫妇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下飞机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将亲自到机场迎接，可是现在……程思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起来答道：“我就是。”那警官道：“请跟我来。”
程思远与李宗仁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三人便提上行李，跟着那警官走出机舱。警官把他们请上警车后，便驾着警车，拉起车上的警报器，一路呼啸而去。警车飞一般驶出机场直奔市区。李宗仁、程思远、郭德洁的心都怦怦地跳着，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是祸是福。
警车的速度逐渐放慢，这时坐在驾车警官旁边的一个人忽然回过头来，与李宗仁握手，亲切地说道：“李宗仁先生，您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奉周总理指示，前来迎接你们。”说完又和程思远、郭德洁一一握手。
“啊！”李宗仁、程思远、郭德洁紧张的心情这才略为松弛一点。
大使接着说：“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蒋介石得知你们要回大陆，已在机场出口布置了特务。不得已，我们只好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动用警方保证你们的安全。这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
“谢谢！谢谢！”李宗仁激动地握着大使的手。
警车把李宗仁他们一直护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他们一到达大使馆便受到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李宗仁有如久别的旅人回到了故乡一般。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一同共进早餐，那名口齿伶俐的副官照样给他们读着报纸：
“香港《快报》头版头条消息：李宗仁已离欧洲，将飞回共产党中国。”
蒋介石在默默地用着早餐，脸上毫无表情。这几天，海外的报纸差不多都是以李宗仁为中心，对他到达欧洲后的去向做出各种推测。蒋介石心里感到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但他并不全信那些近乎捕风捉影的新闻。记得两年前李宗仁去欧洲旅行休养时，有些报纸也曾有过许多危言耸听的报道，害得蒋介石也紧张过一阵子。可是圣诞节前，李宗仁还是回到了美国。尽管这一次李宗仁已从苏黎世起飞，去向不明，但愿这一次又是虚惊一场。不过，当他听到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时，他的心不由一下又悬了起来，他匆匆地放下了碗筷。那读报的副官也跟着停止了朗读。
蒋经国一脸沮丧的表情站在他面前。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狠狠地指着蒋经国发问：“李宗仁，他，现在何处？”
“李宗仁的机票本来是买到香港的，但他提前在卡拉奇国际机场下机，被巴基斯坦警方用警车直接护送到中共大使馆，现在大使馆中。”蒋经国又气又恨地报告道。
蒋介石一拳擂在餐桌上，那神态近似歇斯底里一般，尽管他已将近八十高龄，但暴怒得仍像年轻时遭到重大挫折时的狂暴样子。他的表情不由得令宋美龄和蒋经国吃惊，多少年来，他们已听不到他那失去理智的声音了。
“你给我马上查清楚，李宗仁到‘匪区’乘坐的飞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线，或者班机的航次。派出空军战斗机，把他们击落。不要管飞机上坐着什么人，也不管这架飞机注册于哪个国家，属于什么公司，把他们打下来后再办国际交涉！”
蒋介石一生曾两次下达暗杀李宗仁的命令，一次是十六年前他在大陆下野前夕，这是第二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李宗仁在走廊上默默地踱步，郭德洁和程思远站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李宗仁。李宗仁的心情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他们到达大使馆已经三天了，虽然每天受到热情的款待，但是，他们仍不能飞回祖国。大使告诉李宗仁，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已侦知他住在使馆，蒋介石下令派出空军战斗机，不顾国际准则，要把他杀死在天上，重演“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惨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刚从非洲访问回来。周总理指示，要绝对保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他和陈毅副总理现在上海坐镇指挥。
李宗仁的心情此刻是十分复杂的。他深深地感激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历史上，从三十多年前的“四一二”事变开始，他坚决地站到了蒋介石的反共营垒，屠杀过许多共产党人，但是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使他实现了晚年回归祖国的夙愿。而蒋介石呢？虽然和李宗仁是拜把兄弟，但这位盟兄却要不择手段把他杀死在归国的途中。他悔恨自己觉悟得太晚了！他在不停地踱步，思绪万千，感慨万端。他此刻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向国人诉说，他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自己的朋友、旧部、乡党，也告诉给蒋介石等一切恨他、爱他和怀疑他的人们！当他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即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他葬身蓝天，也死而无憾！他激动不已，径自奔回房间，提笔在纸上疾书起来。这便是后来发表的那份著名的《李宗仁声明》。
七月十八日零点三十分，一架波音707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起飞，这是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它由卡拉奇飞往广州。机上的头等舱里，只有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恩远三人。其他舱位，照样乘坐各国旅客。在严格保密和严密的安全措施保障下，凌晨五点，这架波音707客机顺利进入了中国云南省的上空。八点，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满天红霞之中，兴奋地步下舷梯。广东省领导人陶铸、赵紫阳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机场餐厅进早餐后，乘专机飞往上海。上午十一点，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李宗仁走下飞机，看到周恩来总理来迎接，急忙奔过去，抱住周总理。周恩来总理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
七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李宗仁夫妇、程思远先生由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陪同，从上海乘专机飞往北京。他在首都机场下机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隆重欢迎。在机场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纷纷上前与李宗仁见面。李宗仁握着他的老友黄绍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季宽，我们又见面了！”
在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宣读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里草拟的《李宗仁声明》：
十六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表现。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李宗仁激动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尤感愧疚，此后一直在海外参加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愿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大厅里静悄悄的，李宗仁那坦诚的略带苍老的声音感染着每个听者。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之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盼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午夜，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八岁。他终于叶落归根。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家中被红卫兵打得奄奄一息的黄绍竑，用剃须刀刎颈自杀，终年七十一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在台北松江路他的寓所突然死去，终年七十三岁，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关于白崇禧的死因，海内外曾众说纷纭。他被葬于台北回教公墓。每年清明节，有许多广西籍乡亲前往祭扫，缅怀他那些至今仍有争议的业绩。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九岁，他的灵柩停栖于桃园县慈湖。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安放于黑色大理石石棺之内。他生前希望死后能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旁，那儿有一方他选定的墓地。
随着蒋、李、黄、白的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
李宗仁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逃离南宁后，专机直飞香港。 十二月五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十二月七日，李宗仁到达纽约后，即入长老会医院检查身体。 十二月十九日，进行胃溃疡手术，手术过程顺利。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李宗仁治愈出院。
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已经在广西全军覆灭。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复职，台湾的国民党监察院则提出了弹劾李代总统案。环顾中国，大陆他回不得，台湾他去不得，香港又非他立足之地。他只得和夫人郭德洁乘车在纽约附近寻觅一个栖身之地。终于，盎格鲁林镇以其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经历了狂风巨浪生活后的李宗仁夫妇的避风港湾。他们以六万多美元，买下了坐落在盎格鲁林镇中心的一座砖砌的两层花园洋楼。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李宗仁在这里住了十六个年头。他虽然成了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管辖下的一名永久性移民，但他却仍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李宗仁整天差不多都待在他的花园中，给他的花木浇水。隔壁的住家是一位高大健壮的美国邻居，叫贝拉夫人。此时，贝拉夫人正抱着她的宠物——一只雪白的小狗，站在爬满藤蔓的篱笆前跟李宗仁打招呼：“李先生，您的花种得真好！”李宗仁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好，好，谢谢您夫人！”
李宗仁夫妇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
小镇仍是那么宁静，花园中仍是那么宁静，就连从大西洋上刮过来的风，也静得出奇，它轻轻地从那掩映的花木枝头上飘过，便了无声息地消失了。
可是，此刻在李宗仁的心中，却像台风掠过海面一般，正掀起层层巨大的波澜。明天，他便要悄悄地告别他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的这座小洋楼，飞往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与专程前来接他的程思远会面，然后飞回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关于他回归祖国的事，只有他的夫人郭德洁和幼子李志圣，他的挚友——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三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摸索了十几年，冥思苦想了十几年。开始，他曾幻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海外搞“第三势力”。一九五〇年，李宗仁在吴尚鹰的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亲自去旧金山活动。可是不久，他就发现，在海外搞什么政治活动，既无活动基地，也没有群众基础，毫无作为，遂死了这个心愿。
一九五五年四月，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阐明大陆对台湾的政治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了周总理的声明，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他认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为此，他连忙写信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请程与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总统”，李宗仁从此失去了“代总统”的资格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简称《建议》）。他在《建议》中力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之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
至于台湾，李宗仁指出，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能改变作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这些年来，并无任何改革，独裁专制，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当然中国今日还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种形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国具有充分条件并且不愿这种分裂局面继续存在时，那么台湾问题就将急转直下。所以台湾问题，只有政治解决最为有利。政治解决台湾问题，不外以下三种方式：（一）联合国暂时托管；（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三）维持现状。第一和第二种方式，不论对国共双方，还是任何爱国的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台湾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隋唐以后，祖国大陆人民同台湾关系更为密切。十七世纪明天启年间，荷兰人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一八九五年改行省。清末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本侵占五十年。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接受，则维持现状，势所难免。但是，现状不能长此维持下去，只要台湾尚未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就尚未完成，就不会永远无所举动。
李宗仁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第二条，美国应发表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
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恨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安排。
李宗仁说：“我以过去亲身参与中国政治的体验，观察今日的世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我惟愿中国富强，世界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在《建议》最后说：“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六十七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他的这一转变，立刻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第二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程思远，他对程思远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当程思远把这情况函告李宗仁时，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程思远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三上北京，除参观祖国大好河山之外，便是向周恩来汇报李宗仁思想变化的情况。这期间，李宗仁思乡心切，一九六〇年秋，他请夫人郭德洁专程到香港秘密与程思远夫妇会面，以便具体安排他的欧洲之行。此行，李宗仁准备以探亲的名义，在欧洲的瑞士与程思远见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便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简称《探讨》）。李宗仁在《探讨》一文中指出：“美国朝野为憎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分，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这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事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李宗仁指出：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进行谈判？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是他晚年政治上的一大转变。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的发表，则是他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的又一飞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尔伯博士曾对记者说：“我因为李宗仁先生写回忆录，而采访他多次，同李宗仁先生认识已有八年的历史。他在中印边界事件中，采取支持中共的立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国人之故。”
李宗仁先生是位正直的中国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
一九六三年夏天，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的《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七月十四日，《欧洲周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奥古斯托·玛赛丽写的名为《李宗仁先生访问记》一文。李宗仁在与这位女记者的谈话中，毫不掩饰他的观点，他坦率地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国家呢？”
一个失败者能为他的对手的胜利而感到自豪，能为他们治理国家的巨大政绩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李宗仁在苏黎世以探亲休养为名，与秘密前来的程思远会面。这是自一九四九年底他们在香港别后的首次重逢。时间整整过去了十四年。程思远见李宗仁的头变秃了，双鬓也白了，但精神矍铄，他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宗仁拉着他的手，到一家咖啡馆，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况。
李宗仁说话有些激动，他说：“思远呀，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国家，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1963年12月下旬，李宗仁与程思远在瑞士苏黎世河畔秘商回国
程思远说：“德公，这次我来，周恩来总理要我带给你几句话。周总理说：‘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把这四点意见，归纳为‘四可’。”
李宗仁听完后，激动地说：“你告诉周总理，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建交。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纽约的《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当局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仿戴高乐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李宗仁此举，遭到海外一些反共顽固分子的抨击。他们在报上撰文指责李宗仁“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向‘红朝’屈膝”等等。李宗仁把那些报纸一扔，冷笑道：“可怜的秋虫，你们还能鸣噪几时！”几天后，在台北闲居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白崇禧给李宗仁打了一份电报，李宗仁感到有些诧异。电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
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步学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有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看了白崇禧的电报，不仅不恼怒，反而摇头长叹一声：“可怜的‘小诸葛’，你连半点事后诸葛亮的自由都没有啊！”
又过了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李宗仁回国已是水到渠成。他决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离美飞欧，踏上回国的第一程。
明天就要离开美国了，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将一去不返。他戎马一生，征战有年，多少次出生入死。他不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也不怕蒋介石特务的手段，孔子云：“朝闻道，夕死足矣。”他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到了晚年，他才看清了自己的道路，为了抓住这有限的光阴，他有着凤凰涅槃般的勇气！
李宗仁在花坛前沉思良久，夫人郭德洁从屋里走出来，拉他进屋，悄悄地说：“刚才哥伦比亚大学威尔伯博士来电话，说他们给你整理的回忆录即将完稿，按协议，你有三十万美元的版税……”
李宗仁把手一摆，断然说道：“现在不要说这些事了，连这幢房子也低价把它处理掉。明天我走后，你务必尽快赶到苏黎世与我碰头。”
郭德洁深沉地点了点头。
六月十二日，李宗仁飞往欧洲。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从纽约给远在香港的程思远拍发了一封密电：“货已启运。”程思远得悉李宗仁已经启程的消息，他忙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及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向程思远传达了周总理出国访问临行前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做的具体指示。程思远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赶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面，具体安排李宗仁回国的事宜。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进早餐。餐桌上，摆着稀饭和咸菜，还有一小盘他家乡出产的腌竹笋。一名口音清楚的侍从副官正在为他读着当天“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
蒋介石已经明显地衰老了，稀疏的鬓发已经银白，脸上颧骨突出，两腮有些干瘪，只有那双混浊的眼睛，仍像当年那样，透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威严。他退到台湾这十几年，虽然党政军都成了清一色的，再未有什么派系敢于和他对抗，但是他日子并未过得舒心。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经营着一个小朝廷，而海峡那边这十几年来却蒸蒸日上，他内心不免感到孤独和惶恐。
一九五六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并将此呼吁通过香港由章士钊先生传送到台湾。这时大陆正在倡导向科学进军，努力于国家的振兴大业，到处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日本政府见大陆国力增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这些，都给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蒋介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由章士钊传来的中共中央的呼吁。他当然记得很清楚，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了两次合作，从那两次合作中，无论是国民党或蒋介石本人，都得了很大的好处，也给多灾多难的国家创造了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当然，随着每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给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蒋介石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又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了呢？蒋介石整整考虑了一年。
一九五七年春天，他决定派人到北京（他仍称北平）接洽，试探虚实。为此，他在台北召见了在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发，要许孝发为他寻觅合适之人选。许推荐了三个人：童冠贤、陈克文、宋宜山。三人中，只有童冠贤拒绝前往。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希濂的胞兄宋宜山。宋宜山遂于同年四月由香港进入大陆，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就在东兴楼饭庄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随后，宋宜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商谈。中共方面提出台湾自治，中共不派人去，仍由蒋介石管辖台湾，国民党则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则必须完全从台湾海峡撤走。宋宜山对中共所提方案，十分赞同。他回到大陆，所见所闻，皆受鼓舞。宋宜山带着中共的方案，到香港后即以报告书的形式向蒋介石汇报。没想到他在报告书中实事求是地赞扬了中共这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竟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取消宋宜山回台的资格，从此宋宜山只得长住香港，在那里安度晚年。随后，大陆反右派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对中共所提方案，也就没下文了。
正当蒋介石裹足不前的时候，李宗仁却勇敢地扬起风帆，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驶向中国大陆，迈出了他人生伟大的一步。
蒋介石一边进早餐，一边听着那位口齿伶俐的副官读着“中央社”的《参考消息》。
“李宗仁夫妇离美飞抵欧洲，日前抵达苏黎世。据知情人士称，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同行的李夫人，曾因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据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
蒋介石仿佛嚼到了一粒砂石，倏地皱起了眉头。侍从副官又朗读一条美联社发自日内瓦的电讯：“中国前代总统李宗仁抵达苏黎世后，香港报章纷纷推测李氏有可能前往北京，而此间台湾官员则对此表示怀疑……”
侍从副官的朗读被一阵匆匆的脚步声打断，来者乃是主持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蒋经国。
蒋介石慢慢地放下了筷子，侍从副官的朗读声也戛然而止。
蒋经国忧心忡忡地说：“父亲，我们刚收到来自欧洲的报告，李宗仁与其妻郭德洁已变卖他们在美国的房产，飞往瑞士苏黎世，似有潜奔‘匪区’投共的迹象。”
蒋介石用餐巾揩了揩嘴，那苍老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冷笑：“我知道，此人迟早是要背叛‘党国’的！”
蒋经国：“我们绝不能让李宗仁的阴谋得逞！”
蒋介石沉思片刻后说：“不要打草惊蛇，你马上叫白崇禧来见我。”
蒋经国：“是。”
白崇禧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士林官邸蒋介石的会客厅。白崇禧也明显地衰老了，但他的衰老却不同于蒋介石的衰老。蒋介石的衰老，是一个精明的大公司的大老板，日夜为他的公司的生存而费尽了一生心血的衰老，是一种为权力的沉重负荷所消耗的衰老，这种衰老，除躯壳的老化外，内心的权力欲望和地位的显赫，是永远不会衰老的。而白崇禧则恰恰相反，他从躯壳到内心，都全衰老了。就像一只猛虎被人关在笼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囚笼的桎梏，昔日一身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他一到台湾，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除了挂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衔外，什么职务都没有了。白崇禧是个闲不住的人，他那超人的智慧和对权位的追求，是他生命的动力。而今，那超人的智慧还活在他的脑海里，而权位却早已与他无缘，他的痛苦和悔恨，是常人所无法体察的。开始，他经常召集一些在台的旧部乡党，到台北松江路他的寓所，商讨有关广西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军事问题。他的智慧又开始从他那脑海里跳出来，他对太平天国北伐和西征失败的精辟论述，每每令旧部和乡党们扼腕叹息。他们每周一次聚会，畅谈天下兴亡之事。可是，不久白崇禧就发现，旧部和乡党们一个个都不来了。他推窗发现，在他寓所对面的路口，不知何时增加了一个香烟铺子，几个卖烟的伙计，鹰隼一般的眼睛直盯着他的大门。
白崇禧不寒而栗！既然不准谈“乡事”，那么下棋消遣总可以吧。于是，他又邀请一二知己，到寓所下棋消磨时光。他那超人的智慧，神出鬼没的用兵之法，常常杀得高超的棋手败走麦城。白崇禧终于在棋盘上找到了他生命的动力。可是，不久白崇禧又发现，连这一二知己都不上门与他对弈了。他发火了，打电话责问他们，他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大胆点的说了一句：“健公，非不为也，势不能也！”白崇禧待在家中闷得慌，于是，他决定到山里去打猎，以消磨这漫长的时光。他的嗜好除了下棋便是打猎了，那支德国造的精良猎枪还是他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呢。他准备一番，便带着两名一直跟着他的老副官进山去了。山里的林区管理所有一列装运木材的窄轨小火车，逶迤向深山驶去。可是刚走出半个小时，他的一名副官突然“哎呀”大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拉开车门，抱着他从小火车的窄门倏地滚下车去，白崇禧被摔蒙了。他刚爬起来，只见那小火车发疯一般直往前冲去，前面是一段悬崖陡坡，钢轨被拆去了约五十米。眨眼间，那发疯的小火车脱轨而去，一头撞下了悬崖。那名来不及跳车的副官，瞬间跟着小火车在悬崖下粉身碎骨。白崇禧一双腿颤抖了好久，要不是那名反应敏捷、处事果断的副官搀扶着他，他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的！
白崇禧在台湾下围棋消磨时光
没有人来谈话，没有人来下棋，又不能进山打猎，白崇禧便只能待在家中打发着漫长的时光。那双曾经闪烁着睿智火花的目光，发呆地盯着阶下慢慢移动的日影，竟变得有些呆滞了。
白崇禧的邻居是朱怀冰，其堂弟朱鼎卿原任华中“剿总”汉口第九补给区司令。民国三十八年二月，白崇禧保荐朱鼎卿为湖北省主席。朱鼎卿是个职业军人，没有管理地方行政的经验，便一切仰仗堂兄朱怀冰出主意。朱怀冰为了逢迎白崇禧，便常往华中“剿总”拜访，聆听白崇禧的教诲，表示仰慕之情，与之关系十分密切。到了台湾后，朱、白两家是邻居，经常碰头见面。每次，总是白崇禧主动打招呼，而朱怀冰却异常冷淡地敷衍一下。白崇禧生活寂寞，有时想找朱怀冰聊聊天，而朱总是故意躲开。有一年正月初一，朱怀冰正和家人在家中打牌。门铃响后，管家开门见是白崇禧来拜年，赶紧去向朱怀冰报告。朱怀冰一边往里走，一边斥责管家：“多管闲事，你就说我不在家嘛！”这时，白崇禧已经进了厅里，他不但看见了朱怀冰往里走的背影，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朱怀冰斥责管家的话。白崇禧尴尬得只好和那管家搭讪几句就走了，从此白、朱两家不再往来。
一天，白崇禧正在家中读书解闷。忽然闯进一批军警，不问青红皂白，便四处搜查。军警翻箱倒柜，连地板都撬开搜查过。白崇禧气得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有恃无恐地说：“这并非我的意思，你打电话问‘总统’好了！”白崇禧的电话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却冷冷地说：“知道此事，不仅对你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白崇禧知道，除他和薛岳家外，并没有“人人这样来一次”。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当大会表决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时，众多“国大代表”只是举一只手表示赞成，而白崇禧却与众不同，他高高举起两只手，举手的时间似乎也比别的“国大”代表长。
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五九年，这一年，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赫曼给台北发来一份高贵的请柬，邀请白崇禧以中国回教理事长的名义前往吉隆坡，参加该国的开国大典。这份请柬，自然是先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这才想起，白崇禧还一直当着在大陆时代就已当了的中国回教理事长，如果不放白崇禧去吉隆坡出席马来西亚的开国大典，将会影响台湾地区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如果把白崇禧放出去，恐怕是放虎归山，一去不返。李宗仁在美国经常给他找麻烦，已够他气恼的了，假如再放一个白崇禧去，李、白两个人一旦又搞在一起，那麻烦岂不更大？历史的教训殷鉴不远，蒋介石绝不能放虎归山！于是，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改选了中国回教理事会，把白崇禧的理事长给拿掉了。这样，白崇禧便出国无名，自然也就无法离开台湾半步了。
正当白崇禧在打发着他一生中漫长无聊时光的时候，李宗仁的思想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他出于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立场，在美国经常发表一些抨击台湾蒋介石政权，赞扬中共在大陆上的进步和成就的言论，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蒋介石对李宗仁鞭长莫及。每当这时候，他便拿白崇禧来出气，要白致电李宗仁，责骂李宗仁一番，虽然毫无作用，但也收到了以桂系之矛攻桂系之盾的作用。
这次奉召谒见，白崇禧自然又想到李宗仁的事了，因为除此之外，蒋介石是绝不会召见他的！
蒋介石在客厅的沙发上正襟危坐，一脸霜色，那双眼睛严厉得怕人。白崇禧心里不由一阵战栗
。他不敢看蒋介石那双眼睛。
“崇禧奉召谒见‘总统’。”白崇禧站在蒋介石面前，垂首恭立。
蒋介石既不说话，又不示意白崇禧坐下，只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对方。
白崇禧感觉到有两把无形的利刃在他身上乱戳，他内心不住地战栗着。
“李德邻夫妇，已变卖了他们在美国的房产，一同到欧洲去了，这个，这个，你知道吗？”
“崇禧对此毫无所闻。”白崇禧仍不敢看蒋介石。
“嗯，这个，这个，你看，李德邻欧洲之行，是不是潜奔‘匪区’卖身投共的第一步？”蒋介石又问道。
“不……不知道。”白崇禧惶恐地摇着头。
想当年，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对蒋介石的垂询问计，白崇禧对答如流，侃侃而谈，奇谋频出，蒋问一事，白对上、中、下三策，每每使战局转危为安。如今，面对蒋介石的询问，白崇禧竟木讷无以为对。当年那个智商超群、处变不惊的“小诸葛”似乎早已死去，只留下一身还会活动的躯壳！
“健生兄和李德邻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这个，这个，你应该劝一劝他，保持晚节，不要背叛‘党国’！”蒋介石冷冷地说。
“是。”白崇禧点头答道。
“嗯，你就在我这里，给李德邻起草个电报。”蒋介石指着案几上早已备好的笔和电报稿纸，那情形，仿佛是要案犯招供画押似的。
“是。”白崇禧又点一下头，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那案几，准备“招供画押”。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苏黎世弗雷加登机场。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客机即将起飞，是一趟由苏黎世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往香港的航班。在机场的入口处，匆匆走过来两男一女三位中国人，两位男士穿着青色的西装，女士穿着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两位男士便是李宗仁和程思远，女士是郭德洁。他们刚刚登上客机，便听到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飞机起飞了。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驻日内瓦的两名具有特殊身份的工作人员，手持白崇禧的电报，匆匆赶到苏黎世，到中国饭店寻找李宗仁夫妇。正好那家饭店的老板、郭德洁的表弟开车刚从机场返回，他是送李宗仁他们三人上飞机的，一回到饭店便碰上了那两位不速之客，他心里暗暗惊叫：“好险，晚半小时就糟了！”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经国进门报告：“父亲，白崇禧的电报没有送到李宗仁手上，我们的人赶到苏黎世时，他们已上飞机，现在已飞过日内瓦，下一站将到希腊首都雅典，然后经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再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最后到达香港。”
“无能！”蒋介石发火了，“连封电报都送不出去！”
蒋经国垂下头，然后又说：“看来，李宗仁‘投匪’的迹象已很明显，他很可能要在卡拉奇或者香港这两个地方与中共要员接头。我们准备在这两处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说：“你马上要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他们这些桂系残余，立刻给李宗仁打电报，向他晓以大义，悬崖勒马，只要他不投‘共匪’，便什么条件都好商量。”
蒋经国迟疑地：“李宗仁正在飞机上，这些电报发到哪里去？”
蒋介石又有些恼火了：“就发到李宗仁坐的那趟飞机上去！”
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国际机场。七月十三日，凌晨两点，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乘坐的瑞士航班在机场徐徐降落。他们收拾行李，准备在这里下机，而他们的机票本来是购买到香港的。瑞航的空中小姐用诧异的目光望着他们，但还是很有礼貌地为他们打开了机舱的门。机舱门打开后，那空中小姐不由大吃一惊。原来，站在舷梯顶端的竟是一名全副武装、身材魁梧的巴基斯坦警官，紧靠舷梯下边，停着一辆红灯闪烁的装甲警车。
巴基斯坦警官很有礼貌地向空中小姐敬了个礼，说明奉命执行任务，然后走进机舱，用英语询问：“请问，哪位是从苏黎世来的程先生？”
程思远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他陪同李宗仁夫妇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下飞机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将亲自到机场迎接，可是现在……程思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起来答道：“我就是。”那警官道：“请跟我来。”
程思远与李宗仁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三人便提上行李，跟着那警官走出机舱。警官把他们请上警车后，便驾着警车，拉起车上的警报器，一路呼啸而去。警车飞一般驶出机场直奔市区。李宗仁、程思远、郭德洁的心都怦怦地跳着，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是祸是福。
警车的速度逐渐放慢，这时坐在驾车警官旁边的一个人忽然回过头来，与李宗仁握手，亲切地说道：“李宗仁先生，您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奉周总理指示，前来迎接你们。”说完又和程思远、郭德洁一一握手。
“啊！”李宗仁、程思远、郭德洁紧张的心情这才略为松弛一点。
大使接着说：“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蒋介石得知你们要回大陆，已在机场出口布置了特务。不得已，我们只好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动用警方保证你们的安全。这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
“谢谢！谢谢！”李宗仁激动地握着大使的手。
警车把李宗仁他们一直护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他们一到达大使馆便受到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李宗仁有如久别的旅人回到了故乡一般。
台北，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一同共进早餐，那名口齿伶俐的副官照样给他们读着报纸：
“香港《快报》头版头条消息：李宗仁已离欧洲，将飞回共产党中国。”
蒋介石在默默地用着早餐，脸上毫无表情。这几天，海外的报纸差不多都是以李宗仁为中心，对他到达欧洲后的去向做出各种推测。蒋介石心里感到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但他并不全信那些近乎捕风捉影的新闻。记得两年前李宗仁去欧洲旅行休养时，有些报纸也曾有过许多危言耸听的报道，害得蒋介石也紧张过一阵子。可是圣诞节前，李宗仁还是回到了美国。尽管这一次李宗仁已从苏黎世起飞，去向不明，但愿这一次又是虚惊一场。不过，当他听到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时，他的心不由一下又悬了起来，他匆匆地放下了碗筷。那读报的副官也跟着停止了朗读。
蒋经国一脸沮丧的表情站在他面前。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狠狠地指着蒋经国发问：“李宗仁，他，现在何处？”
“李宗仁的机票本来是买到香港的，但他提前在卡拉奇国际机场下机，被巴基斯坦警方用警车直接护送到中共大使馆，现在大使馆中。”蒋经国又气又恨地报告道。
蒋介石一拳擂在餐桌上，那神态近似歇斯底里一般，尽管他已将近八十高龄，但暴怒得仍像年轻时遭到重大挫折时的狂暴样子。他的表情不由得令宋美龄和蒋经国吃惊，多少年来，他们已听不到他那失去理智的声音了。
“你给我马上查清楚，李宗仁到‘匪区’乘坐的飞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线，或者班机的航次。派出空军战斗机，把他们击落。不要管飞机上坐着什么人，也不管这架飞机注册于哪个国家，属于什么公司，把他们打下来后再办国际交涉！”
蒋介石一生曾两次下达暗杀李宗仁的命令，一次是十六年前他在大陆下野前夕，这是第二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李宗仁在走廊上默默地踱步，郭德洁和程思远站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李宗仁。李宗仁的心情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他们到达大使馆已经三天了，虽然每天受到热情的款待，但是，他们仍不能飞回祖国。大使告诉李宗仁，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已侦知他住在使馆，蒋介石下令派出空军战斗机，不顾国际准则，要把他杀死在天上，重演“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惨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刚从非洲访问回来。周总理指示，要绝对保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他和陈毅副总理现在上海坐镇指挥。
李宗仁的心情此刻是十分复杂的。他深深地感激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历史上，从三十多年前的“四一二”事变开始，他坚决地站到了蒋介石的反共营垒，屠杀过许多共产党人，但是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使他实现了晚年回归祖国的夙愿。而蒋介石呢？虽然和李宗仁是拜把兄弟，但这位盟兄却要不择手段把他杀死在归国的途中。他悔恨自己觉悟得太晚了！他在不停地踱步，思绪万千，感慨万端。他此刻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向国人诉说，他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自己的朋友、旧部、乡党，也告诉给蒋介石等一切恨他、爱他和怀疑他的人们！当他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即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他葬身蓝天，也死而无憾！他激动不已，径自奔回房间，提笔在纸上疾书起来。这便是后来发表的那份著名的《李宗仁声明》。
七月十八日零点三十分，一架波音707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起飞，这是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它由卡拉奇飞往广州。机上的头等舱里，只有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恩远三人。其他舱位，照样乘坐各国旅客。在严格保密和严密的安全措施保障下，凌晨五点，这架波音707客机顺利进入了中国云南省的上空。八点，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满天红霞之中，兴奋地步下舷梯。广东省领导人陶铸、赵紫阳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机场餐厅进早餐后，乘专机飞往上海。上午十一点，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李宗仁走下飞机，看到周恩来总理来迎接，急忙奔过去，抱住周总理。周恩来总理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
七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李宗仁夫妇、程思远先生由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陪同，从上海乘专机飞往北京。他在首都机场下机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隆重欢迎。在机场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纷纷上前与李宗仁见面。李宗仁握着他的老友黄绍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季宽，我们又见面了！”
在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宣读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里草拟的《李宗仁声明》：
十六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表现。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李宗仁激动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尤感愧疚，此后一直在海外参加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愿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大厅里静悄悄的，李宗仁那坦诚的略带苍老的声音感染着每个听者。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之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盼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午夜，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八岁。他终于叶落归根。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家中被红卫兵打得奄奄一息的黄绍竑，用剃须刀刎颈自杀，终年七十一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在台北松江路他的寓所突然死去，终年七十三岁，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关于白崇禧的死因，海内外曾众说纷纭。他被葬于台北回教公墓。每年清明节，有许多广西籍乡亲前往祭扫，缅怀他那些至今仍有争议的业绩。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九岁，他的灵柩停栖于桃园县慈湖。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安放于黑色大理石石棺之内。他生前希望死后能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旁，那儿有一方他选定的墓地。
随着蒋、李、黄、白的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