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忙着备战高考，那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了。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极为痛苦的，简直就是炼狱般的煎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高考比坐牢还要恐怖。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情景，当时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我爸面无表情，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明年接着考吧。”我只是低头吃饭，没去理会。这时我姐用脚踢了我一下，我才极不情愿地“啊”了一声。
我明白老爷子的意思，如果明年考不上，后年就接着考，后年考不上，大后年就继续考，总之，什么时候考上大学什么时候算完。说实话，当时我特别想说不想再考了，像我这样的人考上又有什么用？但始终没有勇气，我想如果当时自己真要是这么说了，我爸肯定会把桌子一掀，当场就把我打死。
其实早在上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为自己不属于学校了，更不是他妈的什么乖学生，好学生。我讨厌学校，讨厌上课，讨厌作业，讨厌代数，讨厌物理，讨厌英语，讨厌老师……总之，讨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东西。
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上高中那阵儿，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储航、乔波、李森、于海都是如此。在老师们的眼里，我们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爱学习，游手好闲，调皮捣蛋，撩猫逗狗，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被找家长更是我们这帮人的家常便饭。
我想说的是，我们虽不是好学生，但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希望不高，只想混到毕业，参加高考，如果运气好，再碰上监考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这些人备不住有可能考上一个大专什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考不上，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上不上大学其实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年六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和储航他们因聚众斗殴，把一个外号叫老德的流氓打死了，分别被判了刑。由于我们当时未满18岁，再加上老德这个人劣迹斑斑，有强奸、抢劫等犯罪前科，所以我们被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也算是从轻判罚了。于海判得最重，被判了5年，因为他用啤酒瓶扎坏老德的肝，导致肝破裂而流血过多。其余的人也都根据情节严重与否被判两年三年不等。
我只被判了一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他们判的少。这事到现在我也没问过家里人，如今想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我家里人花了钱，而且我认为这方面的原因比较大；第二种可能听起来非常可笑，就是因为与比他们相比，我还算是一个好孩子。但我打心眼里不愿意这样比较，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没什么不同。
出狱后的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心俱疲，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更别提再参加高考了。我忘不了出来后回到家里时，老妈为了掩饰眼眶里打转的泪光转过身的样子，还有老爸那少有的关切。于是，我听从了老爸的建议：复读。可我已经明显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那年我只考了321分，连个大专都上不了。
第一次高考失败让我意识到，我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高考那么简单，还错过了一个成为好孩子的机会，还有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我偶尔也会想起储航、乔波、李森、于海他们，但不敢深想，因为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想起把老德打死的那天下午，他临死前对我们说的那些话，还有我们丧失理智的疯狂举动……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那是我永远都不愿提及的过往。
直到一天下午，我正在自习，门口传来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武子！”我一抬头，看见于海站在教室门口，笑眯眯地向我招手。
于海明显比原来壮了许多，我知道这是他坐牢坐出来的，准确地说是被打出来的。像于海这样的人在牢里是不吃香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脑子只有一根筋：要么打死我，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因此刚进号里时，他遭的罪最多，挨打次数也最多。无论见到多么有背景的流氓或地痞，他总是七个不满八个不愤，就是一个字：干！
后来，于海在牢里渐渐打出了名，与几个所谓的大哥成了朋友，拜了把子，算是正式入行。这些都是我出来后听乔波说的。
上学那阵，我跟于海的关系最好，他人虽愣点儿，但不坏，为人实诚，没有心计。那时他家比较穷，平时基本没有零花钱，所以总蹭我们的烟抽。有一次他管储航要烟，储航没给，骂他说：“没钱就别鸡巴抽？”于海被臊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大声回骂：“妈个逼的，有你一天管我要烟的时候。”后来在牢里时，储航的烟几乎都是于海给的。
如果换做一年前，我肯定会跟于海跑出去大喝一顿。但那次我没有，尽管他极力邀请我。因为我从我们之间的谈话中已经察觉到，我和于海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我和他只在车库简单地聊了几句不深不浅的话。
临走时，于海悄声对我说：“武子，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把白衬衣的扣子解开，我发现他的胸前纹了一只虎。
“纹这个干吗？”我问。
“纹着玩儿。”于海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又冲我眨了眨眼，“主要是吓唬人，这玩意好使。”
我骂了他一句。
于海露出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笑容。
于海走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去哪儿了，储航和乔波都不知道，总之这人消失了。后来听李森说在广州曾经看过于海，给别人看场子，混得不怎么样。再后来，于海这个人彻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乔波比我晚一年出来，出来后没再上学，直接找了份工作，上了两天班，后来自己做了点小生意，但没赚到钱，每天累得半死。他曾经找我喝过几次酒，都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小饭店。以前乔波是不喝酒的，自从坐牢出来后酒量大长，每次都与我喝得烂醉如泥，喝完总拉着我去洗浴中心找小姐，我一次也没去过。后来，乔波知道我要考大学的消息后，便很少来找我了。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乔波的婚礼，两年后我大学毕业，再见到他时已经离了婚，自己跑到一个小城市开了一家黑洗头房，当起了鸡头。我参加工作后，就再也没见过乔波，这期间我们偶尔通过两三次电话，扯一些毫无边际的话，就再也没什么了。
至于储航，算是我们这几个人中混得最好的。有时候，我们骂他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让储航占尽了。出狱后的储航先是遇见了一个特别爱他的女孩，这个女孩比他小十多岁，而且长得很好看，这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与储航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储泽洋。但这段看似十分幸福的婚姻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半年后储航提出离婚，然后与我们同班的一个叫郝敬的女同学闪电结婚。储航的举动是有原因的，因为郝敬家境殷实，按现在的话说是标准的富二代。不仅如此，上学那阵儿郝敬也一直喜欢储航，但储航从来就未正眼瞧过郝敬，一是因为郝敬长得不好看，二是储航那时心系贾晓娜。后来因储航出了事，两人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
我曾特别直接地问储航：“你抛妻弃女是不是为了钱？”
储航回答得更直接：“不为钱我他妈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儿呢。”
储航认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弥补一切，包括对妻女的愧疚。因此，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储航每个星期都会到秦皇岛去看望自己的妻女。有时候他也会叫上我，让我陪着他一起去。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去秦皇岛见女儿时总要爱叫着我，储航笑呵呵地回答说：“你看起来比较像好人。”
我问他：“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他反问：“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好人？”
我摇头。
“哎！啥也别说了。”储航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情景，当时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我爸面无表情，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明年接着考吧。”我只是低头吃饭，没去理会。这时我姐用脚踢了我一下，我才极不情愿地“啊”了一声。
我明白老爷子的意思，如果明年考不上，后年就接着考，后年考不上，大后年就继续考，总之，什么时候考上大学什么时候算完。说实话，当时我特别想说不想再考了，像我这样的人考上又有什么用？但始终没有勇气，我想如果当时自己真要是这么说了，我爸肯定会把桌子一掀，当场就把我打死。
其实早在上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为自己不属于学校了，更不是他妈的什么乖学生，好学生。我讨厌学校，讨厌上课，讨厌作业，讨厌代数，讨厌物理，讨厌英语，讨厌老师……总之，讨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东西。
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上高中那阵儿，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储航、乔波、李森、于海都是如此。在老师们的眼里，我们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爱学习，游手好闲，调皮捣蛋，撩猫逗狗，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被找家长更是我们这帮人的家常便饭。
我想说的是，我们虽不是好学生，但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希望不高，只想混到毕业，参加高考，如果运气好，再碰上监考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这些人备不住有可能考上一个大专什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考不上，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上不上大学其实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年六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和储航他们因聚众斗殴，把一个外号叫老德的流氓打死了，分别被判了刑。由于我们当时未满18岁，再加上老德这个人劣迹斑斑，有强奸、抢劫等犯罪前科，所以我们被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也算是从轻判罚了。于海判得最重，被判了5年，因为他用啤酒瓶扎坏老德的肝，导致肝破裂而流血过多。其余的人也都根据情节严重与否被判两年三年不等。
我只被判了一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他们判的少。这事到现在我也没问过家里人，如今想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我家里人花了钱，而且我认为这方面的原因比较大；第二种可能听起来非常可笑，就是因为与比他们相比，我还算是一个好孩子。但我打心眼里不愿意这样比较，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没什么不同。
出狱后的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心俱疲，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更别提再参加高考了。我忘不了出来后回到家里时，老妈为了掩饰眼眶里打转的泪光转过身的样子，还有老爸那少有的关切。于是，我听从了老爸的建议：复读。可我已经明显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那年我只考了321分，连个大专都上不了。
第一次高考失败让我意识到，我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高考那么简单，还错过了一个成为好孩子的机会，还有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我偶尔也会想起储航、乔波、李森、于海他们，但不敢深想，因为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想起把老德打死的那天下午，他临死前对我们说的那些话，还有我们丧失理智的疯狂举动……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那是我永远都不愿提及的过往。
直到一天下午，我正在自习，门口传来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武子！”我一抬头，看见于海站在教室门口，笑眯眯地向我招手。
于海明显比原来壮了许多，我知道这是他坐牢坐出来的，准确地说是被打出来的。像于海这样的人在牢里是不吃香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脑子只有一根筋：要么打死我，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因此刚进号里时，他遭的罪最多，挨打次数也最多。无论见到多么有背景的流氓或地痞，他总是七个不满八个不愤，就是一个字：干！
后来，于海在牢里渐渐打出了名，与几个所谓的大哥成了朋友，拜了把子，算是正式入行。这些都是我出来后听乔波说的。
上学那阵，我跟于海的关系最好，他人虽愣点儿，但不坏，为人实诚，没有心计。那时他家比较穷，平时基本没有零花钱，所以总蹭我们的烟抽。有一次他管储航要烟，储航没给，骂他说：“没钱就别鸡巴抽？”于海被臊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大声回骂：“妈个逼的，有你一天管我要烟的时候。”后来在牢里时，储航的烟几乎都是于海给的。
如果换做一年前，我肯定会跟于海跑出去大喝一顿。但那次我没有，尽管他极力邀请我。因为我从我们之间的谈话中已经察觉到，我和于海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我和他只在车库简单地聊了几句不深不浅的话。
临走时，于海悄声对我说：“武子，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把白衬衣的扣子解开，我发现他的胸前纹了一只虎。
“纹这个干吗？”我问。
“纹着玩儿。”于海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又冲我眨了眨眼，“主要是吓唬人，这玩意好使。”
我骂了他一句。
于海露出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笑容。
于海走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去哪儿了，储航和乔波都不知道，总之这人消失了。后来听李森说在广州曾经看过于海，给别人看场子，混得不怎么样。再后来，于海这个人彻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乔波比我晚一年出来，出来后没再上学，直接找了份工作，上了两天班，后来自己做了点小生意，但没赚到钱，每天累得半死。他曾经找我喝过几次酒，都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小饭店。以前乔波是不喝酒的，自从坐牢出来后酒量大长，每次都与我喝得烂醉如泥，喝完总拉着我去洗浴中心找小姐，我一次也没去过。后来，乔波知道我要考大学的消息后，便很少来找我了。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乔波的婚礼，两年后我大学毕业，再见到他时已经离了婚，自己跑到一个小城市开了一家黑洗头房，当起了鸡头。我参加工作后，就再也没见过乔波，这期间我们偶尔通过两三次电话，扯一些毫无边际的话，就再也没什么了。
至于储航，算是我们这几个人中混得最好的。有时候，我们骂他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让储航占尽了。出狱后的储航先是遇见了一个特别爱他的女孩，这个女孩比他小十多岁，而且长得很好看，这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与储航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储泽洋。但这段看似十分幸福的婚姻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半年后储航提出离婚，然后与我们同班的一个叫郝敬的女同学闪电结婚。储航的举动是有原因的，因为郝敬家境殷实，按现在的话说是标准的富二代。不仅如此，上学那阵儿郝敬也一直喜欢储航，但储航从来就未正眼瞧过郝敬，一是因为郝敬长得不好看，二是储航那时心系贾晓娜。后来因储航出了事，两人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
我曾特别直接地问储航：“你抛妻弃女是不是为了钱？”
储航回答得更直接：“不为钱我他妈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儿呢。”
储航认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弥补一切，包括对妻女的愧疚。因此，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储航每个星期都会到秦皇岛去看望自己的妻女。有时候他也会叫上我，让我陪着他一起去。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去秦皇岛见女儿时总要爱叫着我，储航笑呵呵地回答说：“你看起来比较像好人。”
我问他：“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他反问：“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好人？”
我摇头。
“哎！啥也别说了。”储航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我们都是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