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猛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猛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历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历朝历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历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历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历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家误国愚民。实际上这是因为,法家作为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甚至无从接触其“驭民之术”,因为那些的内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宝”。

    到了近代,无从接触“驭民之道”之核心的寻常百姓,只能看到历朝历代宣扬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其推行的不过只是“驭民之术”、“愚民之道”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实际上不过就是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而且大多数以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质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开智”。

    最终,近代的落后,使得儒家背负了“祸国殃民”的罪名,而给其扣上这一名义的人,却压根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压根不知道何为儒,不过只是人云亦云罢了。至于鼓吹法家者,压根也没有读过《商君书》,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于“弱民”、“愚民”,从而达到其“驭民”、“役民”、“虐民”,以谋所谓“国强”的本质。

    “平衡之道,历朝历代皆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总能占据上风,两者相辅相成,方才有了史书中的汉唐之盛!但是这一切,”

    提及那惨痛的历史,朱宜锋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色,

    “最终却完全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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