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郝，汝何德何能责疑吴公！”许仁书急了，愤怒地说。
“孙公，此是何人？”
“许仁书，汝莫多言，刘有宁，你欲言何？”
“孙公，吾谋利，乃是为吾家奢侈用度乎？”
这个肯定不是。
“吾谋利，一为建书舍，未来，附近村舍，三等以下户者子女，吾皆不会收学费，远村者且供其住宿吃喝。”
“二为护水土，于荒山上广植花草竹木，吾长于种，所买苗木并不多，多是自家培育，故苗木、材料用度也不会多，余下者，皆是雇人用度。”
“吾家去年盈利是颇惊人，今年可能会更多，然多散于千百人家手中了。”
“甜瓜贵，所食者家亦会不贫困，棉花更贵，所买者更是大富大贵之家，于此过程里，吾扮演乃是一个搬卸人的角色，将富贵人家的钱财搬到贫困人家手中，且两者皆不会不悦也。”
“吾从富贵人家手里得钱越多，救助贫困人家亦会更多。”
“若各个大户人家皆与吾仿佛之，天下间能有多少贫困户？贫困户少，何来盗贼？”
“若此亦不明白，何才能为首相耶！”
王安石变法，才开始也是这个用意，加重富贵人家的赋税，然而变着变着，便走了样。
且以敛财为主，不是像刘昌郝这样，将富贵人家的钱搬过来，变法搬向贫困人家，于是积累了惊人的矛盾。
但除了王安石那些变法，就没有其他好办法敛财了？有，很多。
简单一点，如高价棉花一样，增加奢侈税，也就是将一些昂贵的名品瓷器、茶叶、采帛、纸墨等商品的过往税提高，反正消耗这些商品的皆是有钱人，加了税，卖的贵，也没有多少关系，那么一年便能增加好几百万缗的商税。
增设遗产税，也不要玩太复杂的，老子快要死了，或要分家了，将房宅耕地留给子女。三等户以下者不用征税，三等户以上者，则可以按田契房契交易税征百分之四的税率，一是能缓控贫富悬差扩大，二一年也能得好几百缗的税务。
再者，反正青苗法是敛财了，何必不改为银行？
将王安石的坊场河渡制扩大，将效益不好的坑矿、官办作坊一起承包出去。
鼓励海外贸易。
不止这几样，还有更“高级复杂”的，只要一一落实，理论上便能实现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税而国用之足。
不过他不能说。
就如奢侈税，想要实现，必须整治商税与各场务。
且看一组数据，宋真宗初年，宋朝商税总额是四百多万贯，后来宋真宗整顿了商税，无论官员或勋贵，那怕是附马柴宗庆经商也要交商税，加上经济与人口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末年商税总额达到了一千多万贯。
到了宋神宗年间，人口与财富进一步增加，物价也上涨了一倍半多，商税却掉到了八百多万贯。商税减了？非但未减，各场务盘剥反而更厉害。原因便是宋朝对官员与勋贵经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他们自己经商不征税，还会收行商的好处，让行商的商货挂在他们名头下逃税，所以才有了王安石所说的向经“影占行人”的说法。
这种情况下，各中小商贾商税增加了，朝廷商税总额却开始下降。
商税不整顿，便无法执行奢侈税，更不要说“遗产税”。
遗产税看起来高大上，有许多良性作用，税率也不高，而且发展到现在，三等以上户者最少有一两百万之巨，即便四十年一次轮回，一年也能有三到五万户交税，每户人家挤出来百十贯不难吧。
但许多大户人家越有钱越吝啬，那怕十万家产，让他多交几百贯税都不会乐意。
银行直指核心，问题是一旦推广银行，各个放高利贷的大户人家，以及各大邸店，会如何作想？
海外贸易也不简单……
朱三他们去了泉州，刘昌郝刻意让他们问了一件事，朱三回来后禀报，泉州海船一般于春天或秋后出发或归来，这个时季很少有飓风，另外，因为气候还未恶化，每年台风次数也有限，且大台风少之又少，不像九百多年后，每年都要刮几十次台风，那样，根本没有海客敢出海。
但终是大海上航行，还是有出事的船舶，因为吴充与郭逵，十几万军民无辜死了，没人敢说话，但是刘昌郝提议的，就会有人用人命关天来攻击他。深化坊场河渡制，同样问题多多。
换成王安石肯定没问题，可是王安石已经下去了。
许仁书愤怒地说：“胡说八道。”
他心里的想法是，天下大户不会像刘昌郝这样假仁假义，而且天下大户也没有小才小能迅速暴利的赚钱，全像刘昌郝这样玩，十家最少有八九家准得破家荡产。
盗贼越来越多根本还是王安石变法、征南、旱情三者重压下的产物。
也就是不当变法，不当征南，宋朝又会回到宋仁宗时安居乐业的辰光。
孙固想的更多。
刘昌郝未必说大户皆要学他，若此，太过敷浅，明显地，刘昌郝话中有话。
难道刘昌郝是指要学会适当合理地敛财变法？
有这个想法乃是司马光那篇文章导致的，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力有一个定数，这边多了，那边便少了。国富了，民便穷了，所以王安石的开源之术，只不过是变相地与民争利……搬运工！
关于这点，若让刘昌郝来诠释，也许会让更多人服气，首先天下财力没有定数，能多也能少，或用前朝代相比，宋朝显然多得太多。然而王安石并未找到多少真正的开源之术，变了几年法，民间财富确实在缩水。但沾到了变法，刘昌郝不会去说，两边得罪人，还是两个强大的团体，更不能说。
孙固未想明白，又想吴充与刘昌郝的矛盾。
来之前，孙固问了高孔目许多，又亲眼看了，他也认为不能因为高价棉花，便断定刘昌郝实贪伪善。
但吴充也没错，你不说，卖多少钱也没人怪你，但你说你家三代积善，又在卖高价棉花，让人如何作想？
这不是主要矛盾，孙固道：“刘四根二子，朝廷亦是按制度律法办事也。”
“呵呵，孙公，刘梁村又死人了。”
去年刘四根两个儿子判了死刑，按照制度，一般执行死刑的日期都在秋后或冬天，魏知县便将日子定在十月。但没想到事情忽然起了变化，到了执行死刑的那天，刘仲高忽然大喊冤枉。
古代对死刑十分慎重，有的往往须经过皇帝批准后，才会让地方官员对罪犯实行死刑。宋朝还有喊冤制度，在刑场上若死刑犯喊冤枉，桧子手必须停止行刑，然后上报朝廷或上面的官员，朝廷与上面各部司官员会重新安排另一批官员来问案，以防误判。
一般经过三次核实后，再喊冤便没用了，但也有特例的时候，宋孝宗时一个死刑犯喊了十几次冤，这是不准许的，不过案情确实有一些不解之处，导致破例，经过宋孝宗亲自过问，发现确实是冤枉了，释放回家。
刘仲高兄弟喊冤，只好停止执行死刑，魏知县上报开封府，许将派人审案，还是死刑。
拖了一拖，拖到腊月，两兄弟在刑场上又喊冤。
魏知县气的不行，只好又上报开封府。
那时开封府尹还是许将，不过按照制度，他已经无权审问此案，于是两人转到了刑部。年底传来消息，说刑部官员认为证据不足，兄弟二人只能判脊杖加流配之刑，中书认可，然而知谏院认为不妥，刘氏兄弟必须死。
御史中丞由邓润甫替代了邓绾，邓润甫也是新党，但与孙固类似，虽存在着理念之争，本身戾气不太重。不过在另个时空，他多少还有些附从吴充之嫌，所以蔡确借助相州案，顺便将邓润甫拿下，宋史载蔡确是构陷，相州案判的不对？
不过刘昌郝将真相隐晦地提前揭开，赵顼也认为刘氏兄弟必死，左思右想之下，邓润甫也委婉地表示了刘氏兄弟必须执行死刑。
两边僵持下来，正好春节要到了，只好将此案往后拖。
这是中书与台谏的博奕，不要说普通人，即便魏知县也未必知道，但奇怪的是，刘家居然知道了，中书力挺，刘仲高兄弟两多半死不了，于是悲剧产生。
年底，村里梁得持婆娘与刘仲高婆娘吵了起来，梁得持婆娘也不是一个省事的主，若是原先会害怕刘四根一家，现在不怕了，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刘仲高婆娘更不简单，说我家夫君不会死，中书宰相说的。
正好梁得持弟弟梁得树与弟媳妇于娘子过来劝架，梁得持老父亲也来了，刘仲高婆娘说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她指着于娘子怀里两岁大的孩子说：“他也是我家仲高的种。”
“孙公，此是何人？”
“许仁书，汝莫多言，刘有宁，你欲言何？”
“孙公，吾谋利，乃是为吾家奢侈用度乎？”
这个肯定不是。
“吾谋利，一为建书舍，未来，附近村舍，三等以下户者子女，吾皆不会收学费，远村者且供其住宿吃喝。”
“二为护水土，于荒山上广植花草竹木，吾长于种，所买苗木并不多，多是自家培育，故苗木、材料用度也不会多，余下者，皆是雇人用度。”
“吾家去年盈利是颇惊人，今年可能会更多，然多散于千百人家手中了。”
“甜瓜贵，所食者家亦会不贫困，棉花更贵，所买者更是大富大贵之家，于此过程里，吾扮演乃是一个搬卸人的角色，将富贵人家的钱财搬到贫困人家手中，且两者皆不会不悦也。”
“吾从富贵人家手里得钱越多，救助贫困人家亦会更多。”
“若各个大户人家皆与吾仿佛之，天下间能有多少贫困户？贫困户少，何来盗贼？”
“若此亦不明白，何才能为首相耶！”
王安石变法，才开始也是这个用意，加重富贵人家的赋税，然而变着变着，便走了样。
且以敛财为主，不是像刘昌郝这样，将富贵人家的钱搬过来，变法搬向贫困人家，于是积累了惊人的矛盾。
但除了王安石那些变法，就没有其他好办法敛财了？有，很多。
简单一点，如高价棉花一样，增加奢侈税，也就是将一些昂贵的名品瓷器、茶叶、采帛、纸墨等商品的过往税提高，反正消耗这些商品的皆是有钱人，加了税，卖的贵，也没有多少关系，那么一年便能增加好几百万缗的商税。
增设遗产税，也不要玩太复杂的，老子快要死了，或要分家了，将房宅耕地留给子女。三等户以下者不用征税，三等户以上者，则可以按田契房契交易税征百分之四的税率，一是能缓控贫富悬差扩大，二一年也能得好几百缗的税务。
再者，反正青苗法是敛财了，何必不改为银行？
将王安石的坊场河渡制扩大，将效益不好的坑矿、官办作坊一起承包出去。
鼓励海外贸易。
不止这几样，还有更“高级复杂”的，只要一一落实，理论上便能实现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税而国用之足。
不过他不能说。
就如奢侈税，想要实现，必须整治商税与各场务。
且看一组数据，宋真宗初年，宋朝商税总额是四百多万贯，后来宋真宗整顿了商税，无论官员或勋贵，那怕是附马柴宗庆经商也要交商税，加上经济与人口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末年商税总额达到了一千多万贯。
到了宋神宗年间，人口与财富进一步增加，物价也上涨了一倍半多，商税却掉到了八百多万贯。商税减了？非但未减，各场务盘剥反而更厉害。原因便是宋朝对官员与勋贵经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他们自己经商不征税，还会收行商的好处，让行商的商货挂在他们名头下逃税，所以才有了王安石所说的向经“影占行人”的说法。
这种情况下，各中小商贾商税增加了，朝廷商税总额却开始下降。
商税不整顿，便无法执行奢侈税，更不要说“遗产税”。
遗产税看起来高大上，有许多良性作用，税率也不高，而且发展到现在，三等以上户者最少有一两百万之巨，即便四十年一次轮回，一年也能有三到五万户交税，每户人家挤出来百十贯不难吧。
但许多大户人家越有钱越吝啬，那怕十万家产，让他多交几百贯税都不会乐意。
银行直指核心，问题是一旦推广银行，各个放高利贷的大户人家，以及各大邸店，会如何作想？
海外贸易也不简单……
朱三他们去了泉州，刘昌郝刻意让他们问了一件事，朱三回来后禀报，泉州海船一般于春天或秋后出发或归来，这个时季很少有飓风，另外，因为气候还未恶化，每年台风次数也有限，且大台风少之又少，不像九百多年后，每年都要刮几十次台风，那样，根本没有海客敢出海。
但终是大海上航行，还是有出事的船舶，因为吴充与郭逵，十几万军民无辜死了，没人敢说话，但是刘昌郝提议的，就会有人用人命关天来攻击他。深化坊场河渡制，同样问题多多。
换成王安石肯定没问题，可是王安石已经下去了。
许仁书愤怒地说：“胡说八道。”
他心里的想法是，天下大户不会像刘昌郝这样假仁假义，而且天下大户也没有小才小能迅速暴利的赚钱，全像刘昌郝这样玩，十家最少有八九家准得破家荡产。
盗贼越来越多根本还是王安石变法、征南、旱情三者重压下的产物。
也就是不当变法，不当征南，宋朝又会回到宋仁宗时安居乐业的辰光。
孙固想的更多。
刘昌郝未必说大户皆要学他，若此，太过敷浅，明显地，刘昌郝话中有话。
难道刘昌郝是指要学会适当合理地敛财变法？
有这个想法乃是司马光那篇文章导致的，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力有一个定数，这边多了，那边便少了。国富了，民便穷了，所以王安石的开源之术，只不过是变相地与民争利……搬运工！
关于这点，若让刘昌郝来诠释，也许会让更多人服气，首先天下财力没有定数，能多也能少，或用前朝代相比，宋朝显然多得太多。然而王安石并未找到多少真正的开源之术，变了几年法，民间财富确实在缩水。但沾到了变法，刘昌郝不会去说，两边得罪人，还是两个强大的团体，更不能说。
孙固未想明白，又想吴充与刘昌郝的矛盾。
来之前，孙固问了高孔目许多，又亲眼看了，他也认为不能因为高价棉花，便断定刘昌郝实贪伪善。
但吴充也没错，你不说，卖多少钱也没人怪你，但你说你家三代积善，又在卖高价棉花，让人如何作想？
这不是主要矛盾，孙固道：“刘四根二子，朝廷亦是按制度律法办事也。”
“呵呵，孙公，刘梁村又死人了。”
去年刘四根两个儿子判了死刑，按照制度，一般执行死刑的日期都在秋后或冬天，魏知县便将日子定在十月。但没想到事情忽然起了变化，到了执行死刑的那天，刘仲高忽然大喊冤枉。
古代对死刑十分慎重，有的往往须经过皇帝批准后，才会让地方官员对罪犯实行死刑。宋朝还有喊冤制度，在刑场上若死刑犯喊冤枉，桧子手必须停止行刑，然后上报朝廷或上面的官员，朝廷与上面各部司官员会重新安排另一批官员来问案，以防误判。
一般经过三次核实后，再喊冤便没用了，但也有特例的时候，宋孝宗时一个死刑犯喊了十几次冤，这是不准许的，不过案情确实有一些不解之处，导致破例，经过宋孝宗亲自过问，发现确实是冤枉了，释放回家。
刘仲高兄弟喊冤，只好停止执行死刑，魏知县上报开封府，许将派人审案，还是死刑。
拖了一拖，拖到腊月，两兄弟在刑场上又喊冤。
魏知县气的不行，只好又上报开封府。
那时开封府尹还是许将，不过按照制度，他已经无权审问此案，于是两人转到了刑部。年底传来消息，说刑部官员认为证据不足，兄弟二人只能判脊杖加流配之刑，中书认可，然而知谏院认为不妥，刘氏兄弟必须死。
御史中丞由邓润甫替代了邓绾，邓润甫也是新党，但与孙固类似，虽存在着理念之争，本身戾气不太重。不过在另个时空，他多少还有些附从吴充之嫌，所以蔡确借助相州案，顺便将邓润甫拿下，宋史载蔡确是构陷，相州案判的不对？
不过刘昌郝将真相隐晦地提前揭开，赵顼也认为刘氏兄弟必死，左思右想之下，邓润甫也委婉地表示了刘氏兄弟必须执行死刑。
两边僵持下来，正好春节要到了，只好将此案往后拖。
这是中书与台谏的博奕，不要说普通人，即便魏知县也未必知道，但奇怪的是，刘家居然知道了，中书力挺，刘仲高兄弟两多半死不了，于是悲剧产生。
年底，村里梁得持婆娘与刘仲高婆娘吵了起来，梁得持婆娘也不是一个省事的主，若是原先会害怕刘四根一家，现在不怕了，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刘仲高婆娘更不简单，说我家夫君不会死，中书宰相说的。
正好梁得持弟弟梁得树与弟媳妇于娘子过来劝架，梁得持老父亲也来了，刘仲高婆娘说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她指着于娘子怀里两岁大的孩子说：“他也是我家仲高的种。”